一、问题

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7月28日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和规范案件提级管辖和再审提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法发〔2023〕13号）。

根据第二条，“提级管辖”针对刑事、民事、行政一审案件，即下级人民法院将所管辖的第一审案件转移至上级人民法院审理，包括上级人民法院依下级人民法院报请提级管辖、上级人民法院依职权提级管辖。

根据第三条，“再审提审”仅针对民事、行政案件，即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、行政判决、裁定，认为确有错误并有必要提审的，裁定由本院再审，包括上级人民法院依职权提审、上级人民法院依当事人再审申请提审、最高人民法院依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提审。

刑事案件再审也可以提审，为什么该文件所规定的“再审提审”就不包括刑事案件呢？

二、“理解与适用”的理由

要理解为什么会指定这样的司法文件，就要去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写的“理解与适用”。

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、李承运、陈琨针对该文件所撰写的“理解与适用”指出：

第一，按照中央改革工作部署，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主要围绕民事、行政再审机制展开，不涉及刑事申诉制度改革。

第二，在审判监督程序上，刑事领域与民事、行政领域有较大差异。刑事领域为申诉程序，主要由终审法院审查处理，还涉及与检察机关的衔接程序，相关规则具有较强的刑事办案特点；民事、行政领域为申请再审程序，主要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，审查主体和处理程序更为相近，指令再审、驳回再审申请必须以裁定形式作出，程序规则较为一致，适宜一并作出规定。

第三，《刑事诉讼法》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申诉的规定相对完备，实践运行情况良好。从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54条第2款、《刑事诉讼法》司法解释第461条第1款来看，刑事案件的提审规定已较为明确，最高人民法院同样可以作出提审。

三、商榷意见（一）

在我看来，上述三点意见均值得商榷。

第一，从最高法印发的《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》来看，第四部分“改革再审程序”也是针对民事、行政案件。

但刑事申诉制度就不用改革了吗？

不久前，《中共中央 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》指出：完善涉企案件申诉、再审等机制，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。

四、商榷意见（二）

第二，刑事申诉与民事、行政再审申请固然有一定的差异，但有错必纠这一点是一致的，法院对刑事案件作出的再审决定同样涉及提审。

刑事申诉固然涉及检察院，但法院是否对刑事案件提审，不需要考虑检察院。

既然前面“提级管辖”都涉及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，都不分刑事案件和民事、行政案件，是因为这些案件有一定的共同点，后面的“再审提审”却强调差异，不谈刑事案件，显得不协调、比较奇怪。

五、商榷意见（三）

第三，原来，在最高法院的法官看来，现行刑事申诉制度“实践运行情况良好”，我不知道这是根据什么调研、数据得出来的结论。

法律人要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自我感觉良好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
如果“实践运行情况良好”，为什么中央文件要强调“完善涉企案件申诉、再审等机制，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”呢？

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固然规定了提审，但，《民事诉讼法》《行政诉讼法》同样规定了提审，同样一个司法文件，为什么就要“厚此薄彼”呢？

刑诉法规定异地再审为原则，原审法院再审更适宜的，可由原审法院再审，但上级法院为什么习惯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呢？

异地再审为什么那么难？

什么才是原审法院再审更适宜？这难道不需要进一步确定含义吗？或者，再审决定书不需要对此进行说理吗？

这些都是需要完善的地方。

例如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《上海法院关于规范审判监督程序的实施意见》第六条（指令再审的限制）对“不适宜”进行了细化：

虽然符合本意见第五条可以指令再审的条件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提审：

（一）原判决、裁定系经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审理后作出的；

（二）原判决、裁定系经原审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作出的；

（三）原审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，徇私舞弊，枉法裁判行为的；

（四）原审人民法院对该案无再审管辖权的；

（五）需要统一法律适用或裁量权行使标准的；

（六）其他不宜指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的情形。

最后，最高人民法院又做了几个刑事再审提审案件？

最高人民法院多提审几个刑事案件，多作出几份刑事判决书，或许对纠正错案、统一法律适用、产生政治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法律效果的意义更大，这本来也应该是最高司法机关的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