着国人“放肆”地运用性权利更是怒火冲天，不治罪就会坏了纲常礼教，（参见粱漱溟，1989年：页658）。
至于这段旧事的结果如何，粱漱溟就没有提到了。
实，结果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争论“对话”的过程。在那过程后面是重要的不同的法律变革观念。前一派的精英看法，基本算是激进的法律变革话语，而后一派的可以说是“国情”的“顺势而为”话语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粱漱溟先生自己就喜欢后一派的话语。他讲： 私事不得干涉与中国重道德的风气不合——在西洋是个人私事旁人绝对不许干涉。一件事情，只要不妨碍公共秩序，就不算是犯法；不犯法，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做，谁也问币着。……西洋男女合奸，本来是不为罪的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既然是各自愿意，又不妨碍到旁人，没碍到公共歌序，那么，你就用不着管他，你也不应当管他，那是他们的自由呀！西洋的道理就是这样讲法。中国可就不是这样看法了。在中国特别看重道德，就是说个人常常在改过迁善中，自已有了过失，无论大小轻重，总要常常去改，常常存个改过向上的意思。中国人既然如此看重道德，那么，在公众团体中如果把道德看着没关系，个人的不道德也不许旁人过问，这怎能合乎中国的意思呢？而人生向上亦是真理，亦是不能让步的。我们不能改了这个去讲自由。
总之，在中国有他的老道理，为人类所不能废。（粱澈溟，1989年：页657-9）
民国时期的法律学者杨幼炯，也是赞同这类话语的。他以为，“法律本为政府与人民行为之准则，法律之制定，应以本国固有之人情、风俗、地势、气候、习惯为根据”（杨幼炯：《近代中
国立祛史·自序》）。同时期的法律学者孙晓楼也说：“……一条法律的产生，一定要顾到社会上一切的活动，这种活动，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，都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”(孙晓楼，1997年：页
17)。其实，在那档旧事后来的日子里，中国法学的不少理论都是死揪“国情”的。显然，它们相信，丢弃“国情”的法律改革不仅使新的国家祛律元以生长，而且会使原有的本国秩序，变得危机四起。
现在，我们深人思考一些问题。
在前面第93小节，我们说过商鞅和甘龙与杜挚的一场争论，还提到了“大鱼吃小鱼、小鱼吃虾米”这一茬儿。清末的激进法律改革观念，可说是商鞅话语的近代版本，而“顺势而为”观念则可说是甘龙、杜挚话语的延续。只是在清末和民国那阵子，中国的“国家”要比商鞅的“秦国”大上许多倍。“顺势而为”观念的‘个要点，就是安子现状，就是避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在说“大鱼吃小鱼、小鱼吃虾米’’的时候，我们说了，这种安于现状可能会使一个国家落得像小鱼甚至虾米一样，惨遭大鱼蹂躏或吞噬。那时的大清及民国，在世界上好像特别像条小鱼或者一只虾米，常有被人蚕食甚至强食的意思和感觉。以这种方式瞧去，“国情”式的“顺势而为”观念，岂不有点甘于当小鱼或虾米的味道？
这里应该注意，安于现状只是可能、而不是必然使一个国家成为小鱼或者虾米。就安于“法律现状”来说，也许更是如此。法律状态和一国的生存能力，兴许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。即便我们假定了不同法律状态之间有个高低之分，“低档”的法律国家有时也可能变成大鱼，“高档”的法律国家倒可能成为小鱼或者虾米。翻翻洋人和国人的历史，这类例子肯定是可以拎出一些的。古希腊那会儿，雅典城邦的法律文明绝对要比斯巴达城邦显得“高档”，可是，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下来，雅典人还是败给了斯巴达人。在古罗马那时，罗马人的法律（尤其是私法）文明在今人看来都是耀眼辉煌的，然而，法律文明不起眼的蛮族马其顿人却通过以场残酷的“蛮族”战争，凿实地告诉了罗马人“啥叫弱肉强食”、而在国人的明代来年，法律文明同样差上一截的满清人，骠悍地挥师人关，将法律文明高出一块的汉人天下变成了“满清”天下。这些历史事件表明，“法律现状”有时和大鱼、小鱼或虾米的问题没有联系。
我想，赞同“顺势而为”的法律话语，是会用这种方式来反驳“小鱼虾米危机说”的，进而来讲“国情”之重要。
此外，大清来年和民国时期的“国情”，还指中国是个若大的农村国家，农民多得数不胜数，十个人里就有七、八个是种地的，所以，凡事不想到农村便是坐而论道。粱漱溟说：什么事情都有个根，开生机要在根上开；各项事情虽然相连相通，但其间亦自有个本末。譬如花木枝叶与根干相
连，根固则叶亦茂；叶子都毁了，根亦吃亏；但生机只能在根上求，不能在枝叶上开出生机。中国社会无论从过去历史来说．从现在处境来说，乃至为未来打算，都必以乡村为根。（粱漱溟．1989年：页648）
费孝通先生也说，“……那些被称为土头_十脑的乡下人。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”（费孝通：《乡土中国-乡士本色》）。这些话讲的正是那个意思。商鞅那个年月，秦国也是遍地农夫，小过疆域毕竟小而又小，所以问题显得不是那么特别特殊和紧要。
若大的农村国家涉及两个麻烦。头一个是国家权力有时“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