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致来说，改革法律现状有三个套路。头一个是从古人那里挖点“宝藏”。先人里面总有圣贤。圣贤之人总会有经典论说甚至“传世语录”，这叫“宝贵遗产”。例如，从诸子百家或者这伟人那伟人那里就可以揪出这类“语录”。用它，有时似乎可以指点迷津。第二个是向外人学点什么。外人或者因为机灵聪慧，或者因为运气十足，有时发展得就是快上加快，叫人看着心里发急发毛。他们有这理论那技术t或者这经验那“绝活儿”，不把它们“照搬”过来实在有些夜郎自大。跟在后面学着点，是件便宜的事情。第i个是自己冥思苦想。冥思苦想就是开动脑筋，甚至死钻牛角夹，绞尽脑汁地把所有事情尽可能想清想透。这样可能有点费劲，但是，它是一种“发明创造”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使人具有一种自豪感，因为，不求人的时候，“我似顶天立地”。
在法律改革这条行当上，头一个套路是少用的，甚至不用。在今天尤其是如此。可以这样想象，从老朽发黄的旧典籍中捧出一条条的“之乎者也”的古董玩艺儿，就好像在今天叫男人再甩上一回清朝大辫子，怎么看去，怎么不舒服。那有点“开倒车”的味道。第三个套路用的也是不多。古时人们可能用一下。像张居正的法律改革应该说是第三种套路的一-个实践。大明那阵子，北方游牧部落加上俄罗斯之类的大毛洋鬼子，发展得绝对平平淡淡，论起文明，比我大中华至少差着一所截。东方的高丽人和“倭寇”，南方的番于和蛮子，和我天朝也是不可同口而语的。至于西方的“蓝色世界”t那时也是刚刚起步，还没有达到叫人看着心里发急发毛的程度。所以，张居正的法律政革，有点独来独往的意思。当然，纯粹的第二三种套路是极少见的，不论怎样，“自己冥思苦想”总会掺杂一些古人或者外人的东西了。民国时期有位法律学者说：“立法之主要精神，重在创造不在模仿……以占法制内存，既不能完全继承或模仿外国法”（杨幼炯：《近代中国立法史-自序》）。可是，这话弦外之音，也是承认了创造自然难是完全独创的。
现在，我们仔细看看第二种套路。
打近代开始，中国不知哪里出了问题，世俗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缓慢。不仅如此，从昔日汉唐那会儿开始的“世界领先地位”，似乎也已风光不再。尤其出现丁几次洋敌人侵，搞得我们国家越发显得每况愈下，这时，中国法学的一些理论终于萌动，照搬西方“月亮”的念头。本来，月亮转到哪里都是一个月亮，当然没有更圆进一。茬儿。可是，每次与西洋鬼子的较量，都让同人的自尊心大受挫折，以至外国的月亮看上去就是有些更圆的意思。国人在想，除了经济技术的发展，西洋鬼子的法律制度也应是更胜一、筹的，否则，怎会啥种倒霉的事情总会落到国人的头上？而且，经济和法律本身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，经济的突飞猛进，需要祛律规矩暗中辅佐；法律规矩的彰显昌盛，需要经济发达的基础支持。洋人似乎早已将这类道理琢磨清楚了。所以，洋人的法律之器，应该“照搬”。
康有为说，“近泰西政论，皆言三权，有议政之官，有行政之官，有司法之官，三权立，然后政体各”（《戊戌变法·上清帝第六书》），其实，“夫国之政体，犹人之身体也。议政者譬若心思，行政者譬如手足，司法譬如耳目，各守其官，而后体立事成”（康有为：《康有为政论集·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》）。这里的“泰西”，指的就是西方国家了。康有为特别相信，“行三权鼎立之制，则中国之治强，可计日待也”（《戊戌变法-请定立宪开国会折》）。
而谭嗣同则有这番见解：“西国于议事办事，分别最严。议院议事者也；官府办事者也。各不相侵，亦无偏重。明示大公，阴互牵制。治法之最善而无弊者也。”（谭嗣同：《谭嗣同全集，壮飞楼治事篇第五·平权》）这话也是在说，西方洋人的分权制度是妙不可言的，有了那玩艺儿就可高枕无忧。对于严复来说，西方国家的“法令，所以保民身家者也；我之刑律所以毁人身家者也”（严复详，《法意》卷15案语）。严复的意思可能说得更重了。它似乎表明，不仅洋人法律“月亮”更圆，而且我们的法律，有时简直根车不能划人月亮的圈子。
在这里，有人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把西洋“月亮”搬到中国来，或说将洋人的法律照搬到我们本土之中，就像移植人体器官或植物一样，是否可以成功？这个问题回答起来，可能是十分复杂的。不过，首先应该注意，这个提问本身就有一个假设前提：将洋人法律搬人本土来，是一种“移植”，而“移植”就是一个“环境适应”的问题。医学家会说，如果是移植人体器官，就要看看被植人器官的人体的身体“环境”t这身体“环境”不行，比如身体其他原有器官已经不能给予相应的支持，或者血质不成，或者还有其他疾病缠身，……等等，那么移植多半就是瞎忙了。植物学家会讲，移植一类植物，就要看看当地的地理气候环境，假如当地的土质、水质、气温完全是两样的，植物的“搬”可能就会徒劳无功。比如，明明是热带雨林地区的草本植物，非要让它在北极开花结果，当然是异想天开了。
应该这样讲，将洋人法律搬人本土来，的确有个“环境适应”的问题。像那个死刑的法律，在不少洋人国家里已经彻底废除了。洋人说，死刑是不人道的，有人杀人了便将杀人者杀死，不是“恶有恶报”或者“匡扶正义”，而是恶性循环的人杀人后再杀人。而且t将人处死，也就没有了使犯人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所以，终身监禁已经绰绰有余。这样一个废除死刑的法律，在洋人那里推行得蛮有意思，洋人社会也没有因为这般“仁慈”，叫犯罪变得日益有恃无恐。但是，将它搬到咱们本土来，效果极为可能是个“水土不服”D国人对罪犯杀人的理解，从里到外都是一个“天理不容”的概念，国人总在嘀咕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”，加上恶性犯罪时常是野火蔓延，人们更是恨之人骨。如此，搬出一一个废除死刑，不出现民间自行叫杀人者“杀人偿命”的无序报仇，就是怪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