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古时的法学中，主张君王也要循规蹈矩的说法，可谓
是数不胜数。在前一小节，我们已经看到，这种说法可以导致一种有趣的结果——法律成为了“公共”的东西。这个结果十分重要，顺此可以进入一些更为有趣的思路。 不过，现在我们还是继续讲讲“法律的天下”。
从法学的角度来说，法家理论的关键之一在于主张“靠法”而不“靠人”，或者说，主张“人”是靠不住的。这自然是“人性恶”观念的一个必然结论（见前第14小节）。此处的“人”，
主要是说官吏。谁都知道，要想管住一个天下，没有一批官吏，当然是不可想象的，毕竟皇上他老人家精力有限。由于这一点，法家一帮分子做梦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如何通过官吏去管理官吏和底层小民。他们想来想去，结论就是“靠法”，“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”（韩非：《韩非子·五蠹》），而官吏顶多当个法律的传声筒即可。毕竟，“法”有许多优点，一来明确，一：来可以预知，三来具有一个普遍性，四来还可以不像人那样有个“感情”问题。而“人”可就飘浮不定了。而且，那“人”还有私心杂念。这就如同《韩非于》说的，“释法而任慧者，则受事者安得其务？务不与事相得，则法安得无失，而刑安得无烦”（韩非：《韩非子-制分》）?也如同西方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所说： 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。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；人类的本性（灵魂）便谁都难免有感情……（亚里斯多德，1983：页163）；
要使事物台乎正义（公平），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，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。（亚里斯多德，1983年：页1 69）。
当然，在中国古代法家的观念中，法律不过是个工具。那帮分子倒没像亚里斯多德那样，把法律想象得如何“正义”或者“神圣”。既然法律不过是个工具，官吏也不过是些传声筒，如此，在法家勾画的法律世界中，官吏电就是一个个被凿实钉在“法律机器”上的螺丝钉，动弹不得。如果这些“螺丝钉”生锈了（比如腐败渎职），就把它们卸下扔掉（比如杀掉或者送人大狱），根本不用修磨打油（比如教化）。而对君王来说，他是可以转动这个“法律机器’’的，可以随意安装卸下“螺丝钉”，这样一个法律天下也就随之成为了等级森严、铁打一块的“金字塔”，而君工这个最高统治者，始终站在顶端。
法家理论有个习性——“皇上不急太监急”。这是说，法家分子啥事都想替君王琢磨得细致周详，也即巴不得叫皇上做事天衣无缝。可是，越是这样，似乎越是不能天衣无缝，越是不能让君王真是“无忧无虑”。我们说个历史例予，来表明一下这点。
汉代汉宣帝在自己当政的时候，做过一件事，即任命四名大臣去搞一下死刑复核。搞这类复核，一方面是想避免错杀无辜，另一方面也是想“灵活灵活”，让某些人死里逃生，从而使其避
免成为法律的“刀下之鬼”。这也算是一种“赦免”吧。当然，四名大臣至少在形式上要将自己的意见上报，最后由皇上一锤定音。讲来，有个地方官吏却是特别执着，说他“死脑筋”也是不过分。他居然站在法家的立场上，硬对汉宣帝讲：您既然已经制定了法律，就应该拿着法律一丝不苟，派出大臣做那等事，倒不如把法律定得清清楚楚，不论怎样，法律一旦明确，就不应随意操纵（见班固：《汉书-刑法志》）!
后面的事情咱们今人就不得而知了。估计，汉宣帝多半是没睬那个小官的话。汉代有个史学家叫班固，他倒是对此发了一通议论。班固说，这个小吏看来是不大懂得立法的麻烦，要把法律制定得像模像样直至完美无缺，岂能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儿？汉宣帝派四名大臣做一下“调济”工作，自然是不可避免的“临对补救”（见班固：《汉书-刑法志》）。
其实，在前面第42小节，我们详细讨论过法律解释的问题。在那里，我们已经说过，这法律无论怎样制定都是不能完美无缺的，最终，总还是需要人来解释一番。如果是这样，法家分子即便是为皇上着想，也还是没有想得特别到位。绝对“靠法”而不“靠人”，让官吏彻底做个螺丝钉，有时并不能够实现皇上的心愿。不折不扣的无人的“法律世界"，倒不一定为皇上所喜欢。班固的暗含意思，兴许就在这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