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某，著名女记者，自由撰稿人，曾任<经济学周报）副总编。
1993年10月，被指控“为境外机构刺探、非法提供国家秘密”，由检察院提起公诉。起诉书涉及的问题仅一项分为两点，即：(1)1993年2月15日，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处长高潮办公室，翻闻并摘抄了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等两份绝密文件中的部分内容；(2)同年2月至4月，多次向高潮刺探有关机构改革、公务员制度、工资改革以及八届政协领导人的选举等项绝密级国家机密。尔后将上述机密的内容写成文章在境外发表。
高某否认上进两点指控。
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，合议庭认为“部分证据尚需进一步查证”，先后两次退回公诉机关补充侦查，未果。
辩护律师对案中“证据竹作了周密的分析，断言指控不能成立口一审判决改为“泄漏国家重要机密罪”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上诉经书面审理后予以维持。
审判长：
针对公诉人在“相互辩论”中发表的意见，我向法庭陈明几个观点，进一步地为本案被告人进行辩护。
第一点，高某从文件中摘抄的小平谈话，不属国家秘密。
我们不能同意公诉人的这个观点，好像“绝密”文件中的字字甸甸都是秘密。我们认为，对于一份“秘密级”文件，它的密级，是根据它与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关系，就其“整体”作出的确定；这并不是说，该“绝密”级文件中的每一个“局部”都涉及“秘密”o扼要地说，秘密文件的这一整体性原则是我们判断相关事物的重要标准，以本案情况为例：另案被告高潮交给本案被告高瑜翻阅的中
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，其中涉及的加强我军团结、反对腐化现象，以及注重思想建设等等，就绝不属“密”的范围，无论怎样引用，都不能构成“非法提供国家秘密”罪。由此可
见，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的“高某翻闭并摘抄了……绝密文件的部分内容”，我们就必须对这个“部分内容”作出具体的分析，也就是说，应当从各个角度、各个方面来考察这个“部分”，从内容上看它是否涉密。
根据案卷中的书证，高某摘抄并在文章中引用的那“部分内容”是：小平同志的关于外事问题的三点谈话。这三条语录式的谈话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努，是一种理论。这些理论观点，如不能被人民大众掌握，就不可能成为指导“行动”的武器，因此在高某引用之先，就有一些人宣传过，就有报刊发表过，他们讲了、宣传了都不是涉“密”，都没有问题，怎么高某作一次重复反倒变成了罪行？这未免太不公正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公诉人方才对高某的指控，我们持否定态度，很难同意。
第二点，应划清采访与“刺探’’的原则界限。
高某是具有记者身份的人，因此，参照指控，结合案情，从法的角度划清采访新闻与刺探秘密的界限，t分重要。
我们不反对公诉人的一个判断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不能排除借采访之名行“刺探”之实或者两者兼备兼有的情况，但本案中的问题是，起诉书列举的所谓“刺探”的事项四种，即机构改革，公务员制度、工资制度以及人大和政协的人事安排，记者如有涉足或触及，究竟应怎样判断它是采访，还是刺探？我们认为，要划清遮二者之间的界限，关键在于查明它的目的性。而这个目的性，是必须从行为人追求的结果或者他的行为所体现的结果来判断的，这里不可以带有主观随意性。统观高某案中四篇文章，字里行间无一处一事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利益，其行为应届记者的正常采编活动，绝无“刺探’’的目的，极易查明。
诚然，有些事项它本身就不容采访。但结合本案，我们对此有两点质疑：第一，公诉人指出的那些事项，与时的大量报道，包括我新华通讯社的电讯，无不说明它本身不发生不容采访的问题；第二，如果说，某些事项，采访本身就是“探密”，这就必须作具体的分析，岂可一概而论！想当年，小平同志南巡讲话，国家通讯社确也迟未发布，几位勇敢的、有识见的记者采访了，发出了激荡人心、震撼世界的报道，谁能说他们“刺探”了绝密消息？作为一名记者，对于群众关心的问题，境外人们关注的国事，进行采访，写出报道，作出评论，这与“刺探”绝不可相提并论。更何况，案中指控高某的行为，大都发生于私交之间的漫谈，情属“有闻则听”；对方聊，她听了，这种情节其实连采访都够不上凸这一层，对于明确责任，准确定性，至为重要，应请查核。
第三点，我们对案中主要证据的分析。
案卷中有中央秘书局作出的密级“证明’’，公诉人以此作为确定被告人高某有罪的证据。我们对公诉人的主张持有异议。
查上述中央秘书局的“证明”，是一份措词严谨的正式“鉴定”o但请注意，这份鉴定证的是：高某文章引用的材料，与中央领导讲话的内容，即<中办通报》第四期上的内容，“是一致的”。
什么叫“一致”？所谓一致，是对两个或两类事物（务）相比较而作出的或得出的判断。因此，这两个事物尽管趋向相同，没有歧义，但毕竟不是一个事物，不是一回事，并不“相等”，这叉极其明显。甲属绝密，乙因与其“一致”故也属绝密，这是站不住的。
至于中央秘书局的另一件“证明”，证的是：中央关于工资改革的某份文件，属绝密级；用它对照高某写的那篇关于工资改革的文章，其中有该中央文件中的“内容”o这也是个鉴定性的结论。关键在于：应当具体地分析高文涉及的所谓“这个内容”（引文出自中央秘书局“证明”）。大量证据表明：在当时，国内、境外，报纸、刊物，对高文评论的那些“内容”，早巳沸沸扬扬，广泛议论，我们方才向法庭宣读的部分电讯文稿都可说明，故已报本不能视之为“密”。有人或许会说：郡些报刊含有“敌意”，他们的东西不足为凭；那么，我们的宣传媒体，如香港<文汇报：》，它在高文腹稿尚未成形的2月15日，就详尽披露了国内工资制度的改革方案，而高文则简略得多，这应能作为例证，说明我们的论点有据可查，无可争辩。
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：中央秘书局的鉴定，并不涉及高某的文章是否等同于对外提供绝密文件，“非法提供国家秘密”这个实质性的问题。公诉人就此所作的分析，失诸牵强，不能同意。
第四点，我们对本案的基本见解。
高某作为一个资深记者，尽管此前在境外刊物上发表过数以百计的评论文章、新闻报道，而且从未发生过违纪事件，但在与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