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l)关注有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发生的证据，也就是要特别注意指控的故意杀人罪、爆炸罪等犯罪事实是否确实发生，这足指控的基础，也是辩护的基础。
        (2)在确保指控的犯罪事实确已发生的情况下，要关注该犯罪事实是否为被告人所为，审查证明被告人所为的时间、地点、手段以及其他情节的有关证据。这是把犯罪事实与被告人相联系的纽带。在司法实践中，有的案件确有犯罪事实发生，但由于能够证明系被告人所为的证据出了问题，以致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。例如佘祥林案件，那个无名尸体证明确有人被杀害了，但并不是佘祥林所为。
        (3)在确保犯罪事实确系被告人所为之后，紧接着要关注被告人的身份情况，包括被告人是否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，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，也就是其作案时精神状态是否正常，能够辨认和控制白己的行为，因为只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才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。
        (4)即使被告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，具有刑事责任能为，也不一定负刑事责任，还要特别关注其实施行为时主观上是否有犯罪的故意，如果不具有犯罪故意或者仅为过失犯罪，也小构成死刑案件，即使构成犯罪．也属于非死刑案件。
        (5)在以上四个方面确认没有问题后，还要重视审查涉及对被告人量刑方面的证据，包括是否为共同犯罪以及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，案件中是否有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。死刑案件的核心在于可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。因此，律师在为被告人辩护时，首先要从犯罪是否成立上下工夫；如果犯罪确已成立，则应当在量刑上下工犬，力求依法对被告人不判处死刑。
        在办理死刑案件辩护时，还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两点
        (1)无论是证明标准还是证明对象，在每个案件中都是因案而异的，一定要结合每个具体案件加以确定。例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，有的案件被害人是准并不重要，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，但有的案件影响对被告人定罪。例如在余祥林、赵作海冤案中，错误的根本就在于没有搞清那两具腐烂、不完整的无名尸体到底是谁，错误地认定为是余祥林的妻子和赵作海的邻居。后来证明这两个人并没有死，对佘祥林、赵作海的定罪完全是错误的。因此，要特别注意案件中是否存在合理的怀疑以及能否排除。
        (2)《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》第5条第3款第7项只规定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要证明到证据确实、充分的程度，而没有提及被告人从轻处罚的量刑事实。这并非说明从轻处罚的量刑事实不足死刑案件的证明对象，而是凶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一旦得到证明和确认，就可能导致对被告人科处死刑，因此对这些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确实、充分的程度：而涉及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事实，并不要求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，这对被告人和辩护人是有利的．应当在办案时注意发现、收集并向办案机关提供这些证据。